對于垃圾焚燒發電，不能過于理想化、資源化，而應持大限度的審慎。這一大審慎態度，至少應體現為以下四個基本原則：
一、不要分揀就位，不要焚燒
垃圾分類是垃圾焚燒發電的先決條件，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，早已成為社會共識。問題不在于社會上是否存在這樣的共識，不在于公眾素養不夠，而是城市政府到底有沒有決心。廢物分類需要強大的基礎設施，正如媒體已經指出的，日本垃圾分類工作做得很細，主要原因是他們把垃圾分類運輸設施做得很好；臺北近年來垃圾總量銳減，也因為垃圾分類設施服務周到；美國人垃圾分類意識強，同樣因為他們的垃圾分類運輸設施比較完善。只有政府有能力為垃圾分類提供強有力的基礎設施。
二、不能全部付諸實施
在四月份的一次討論會上，清華大學教授、學者聶永豐對此表示歡迎：“我們國家的垃圾焚燒發電將在2008-2015年迎來黃金時期。那時候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的一位負責人就說了一句話：由于獲得的收益相對穩定，垃圾焚燒設施深受投資者青睞，所以比較容易市場化；尤其在當前全球經濟嚴峻的形勢下，更多投資者將目光轉向能源和環保領域，尋求長期穩定的回報率。
在接受央視采訪時，中國科學院自然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張付申一針見血地指出，爐溫要達到設計要求，一定要添加大量的“活性炭”來輔助燃燒。但是活性炭是非常昂貴的，所以許多垃圾焚燒發電廠偷工減料，只有在應付檢測的時候才姑且照章使用。垃圾焚燒只會助長污染，這是一個重要因素。當今中國，制度環境的根本性改觀非一日之功，只要制度環境沒有根本改觀，監管就不可能落到實處，企業社會責任就不可能落在實處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不可能落到實處。
在此背景下，垃圾焚燒發電這一高風險行業被交給市場，由企業來主要，后果非常嚴重，垃圾焚燒發電機有可能是打著環保旗號的環境公害產業。假如城市垃圾危機真的嚴重到不能燃燒，那么這類事關公共an全的高風險產業，就完全屬于公共服務范疇，應該主要由城市政府買單，應該屬于財政全額保障的公益行業。唯有財政全額保障，不計成本，才有可能消除行業偷工減料的黑洞。這種情況也并非沒有先例。與深圳寶安垃圾焚燒廠相比，an全系數更大，據媒體報道，其煙囪里幾乎沒有任何可見的煙。官方檢測還顯示，工廠幾乎沒有任何污染物的排放，原因是工廠在政府的投入上是全系投入。不過，它的投入比私人垃圾焚燒廠要高得多——寶安電廠燃燒每噸垃圾的成本是龍崗電廠的10倍。但是，財政本該取之于民，垃圾焚燒發電既然非上不可，那也不用象葛朗臺那樣過火。無法燃燒時不要燃燒，要不惜血本，以肯定保障公眾生命、健康和財產為非常大的追求。
三、不燃燒的不公開透明。
臺灣人和環保團體常常在午夜出擊，到垃圾焚燒廠監督是否違法焚燒垃圾，那種境界差十萬八千里，理由很簡單，誰敢到垃圾焚燒廠抓現行？看看工廠的保安用不同的棍子把你打出來。墻一進深似海，天知道里面怎麼燒？
因此，垃圾焚燒發電能否實現全公開、透明，也應成為決定焚燒發電是否上馬的重要指標。對此，臺北經驗足資借鑒。據悉，臺北焚化廠所在地，將成立民間監督委員會；焚化廠每兩月公布一次運作指標，方便市民質詢。環保署的網站也公開了焚燒爐和市民之間的商業合同。臺北市政局還在垃圾傾瀉平臺上設置攝像裝置，并聯網網路，市民可以隨時上網查看爐子燒了些什么。
沒有人在監視環境風險方面比潛在受害者的監視沖動更強，也沒有一種監視人比潛在受害者親力親為的監督更為可信。在中國目前信用嚴重缺失，垃圾焚燒發電一定要做到對全社會，特別是對潛在受害者所在社區的居民進一步開放，接受全社會特別是其所在社區的多方位監督，才能真的取信于人，真的讓人放心。
四、不焚燒不公平的補償。
焚化發電不可避免的環境風險，顯然會給周圍居民的物業帶來一定的損失，既有損失也要賠償，不能說為了所謂的整體利益、多數人的利益，損失了少數人的財產。私人財產不可侵犯，不僅僅是指私人不能侵犯、不能民間侵犯，更包括不被所謂的整體利益、多數人利益所侵犯。利益只能取代，不能犧牲，不管當事人多數還是少數。這一原則一定要僵化的，否則，借助于所謂的總體利益，多數人的利益，今天犧牲的也許是他，但明天可能是你，這只不過是一個概率問題，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一輩子不受這種概率陰影的影響。因此，今天他被犧牲、被侵犯的悲劇如果不被制止，明天輪到的可能就是你，那時你也就沒有什么冤屈了。
關于這個問題，有很多的認識誤區。焚化廠周圍居民的維權行動往往遭到某些道義家的譴責，似乎他們只是為了一己私利阻撓公共工程，因此是可恥的。在市場經濟發展多年的今天，《物權法》也已適用多年，還以這樣一種視角進行律人，其虛偽與荒誕自不值。焚毀工廠周圍的居民雖然為他們爭取權利，但客觀上他們何嘗不是為全體國民爭取權利，道德上何嘗不是為全體國民爭取權利？假如他們連自己的公民權和財產權都不懂得愛惜，那種憤世嫉俗才是他們真的恥辱，是全民族的恥辱。
上述四項，竊以為是垃圾焚燒發電的基本社會配套條件。焚化發電在理論上是有爭議的，在技術上也存在分歧，并且僅局限于理論和技術層面對垃圾焚燒發電價值的抽象討論，并沒有產生任何效果。雖然垃圾焚燒發電在發達國家是一朵花，但這種花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氣。拋開它特殊的土壤和空氣，僅僅因為所謂的花之美急著要去模仿，焉知不會基因變異而變而為橘？
因此，當務之急是討論是否應該燃燒，以及在哪里燃燒。當前的任務只能是立足社會學的視野，立足于特殊的國情，著眼于垃圾焚燒該怎樣燃燒，即應該在什么樣的社會條件下燃燒，這些條件我們是否完全具備。這是一種對人生負責、對歷史負責的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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